日本筑波科学城是日本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为实现“技术立国”目标而建立的科学工业园区。开创了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设的新模式，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名噪全球。筑波科学城位于东京东北50公里处，占地27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技术园区之一。
筑波科学城始建于1963年，当时由于日本主要依赖引进吸收欧美各国先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战略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日本开始从“贸易立国”转向“技术立国”，从强调应用研究，逐步转向注重基础研究，政府从政策、计划、财政、金融等方面，对发展应用技术、基础研究，尤其是对高技术大力引导和支持，开始兴建科学城。1974年，日本政府开始将所属9个部(厅)的43个研究机构，共计6万余人迁到筑波科学城，形成以国家实验研究机构和筑波大学为核心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和高水平的教育中心。1984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了“高技术工业及地域开发促进法”，以建设代表21世纪产、学、研相结合的中心城市为目标，形成推动远离太平洋沿岸地带的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方向发展的基地。为了扩大筑波的国际影响，日本政府还专门举办了筑波世界博览会，有力促进了科学城对外交流和城市建设。
日本政府按照现代化标准建设筑波科学城。日本房地产公司负责开发科学城，新城的科研和教育机构占地1560公顷，占全城总面积的57.7%；住宅、商业、学校、公园等占地1145公顷，占总面积的42.3%。新城中心区安排面向全市居民使用的各种公共设施，行政中心、文化娱乐、商业和交通设施安置在市中心公园广场周围，城内生活方便、环境舒适，住房标准高于东京市区。
一、筑波科学城政府主导特征明显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陷入了“冷热双重奏”的发展状态之中，一方面工业化浪潮使得日本岛国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城市发展进入了“加速膨胀”的阶段；另一方面，面对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及通货膨胀压力，日本在战后选取的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国家战略愈发陷入发展瓶颈之中。日本政府于是开始寻找能够进一步活化经济发展的方法。在“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国策转变的大背景中，日本政府首次提出建设东京卫星城的想法，试图寻找一个既能缓解东京城市压力，同时还能够承接国内科学研究发展的地区，日本第一座科学城——筑波科学城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
筑波科学城从规划、审批，到选址和筹建的全过程都呈现出了强烈的政府介入色彩。日本政府经过前后5次总体规划纲领的修订后开始有计划地在筑波建设相关的研究学园区及周边开发区。筑波科学城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政策支持等方面都拥有非常高的起点，日本政府投入数目庞大的经费把30%的国立科研机构都搬迁到科学园区内，而政府主导的先天优势亦使得筑波科学城不断获得国内多项法律法规的支持。日本政府不仅把东京教育大学(后更名为筑波大学)迁址到筑波，同时还相继在高速公路及电车等交通设施方面投入建设，全方位地引导筑波科学城的开发建设。
在如此有针对性的政府工作推动下，筑波科学城强势崛起，无论从其教育研究机构的数量还是技术开发成果来看，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成效。然而，与同一时期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科技园相比，日本筑波科学城的“成绩单”却不甚理想。到1998年日本筑波科学城的GDP仅有50亿元，而美国硅谷却创造了超越其40倍的2340亿美元的GDP成就。起初日本筑波科学城在强势投入之下却并未收获到理想的回报，一时之间还被外界冠以“科学乌托邦”的戏称。事实上，筑波科学城并不是依托周边成熟城市发展而来的，依靠的是日本政府巨额投资之下的行政力量。日本政府为了聚集国内顶尖教育和研究机构，不惜花费全国40%的政府财政预算研究经费在科学城的筹建上。而筑波科学城的建设周期之长，从筹建到完成整整耗时30年，直到1993年才完成整体搬迁任务。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在筑波科学城的筹建上已经花了超过2万亿日元的巨额费用。
此外，由于筑波科学城内是以国有企业及所属研究机构为主的研究主体，公司机构与下属单位的垂直领导关系直接导致科研体系存在过度垂直化的倾向。科学园因此缺乏创新体制，研究成果产业化与商业化程度也相对较低，与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意识到发展滞后的日本政府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新筑波计划”，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把筑波科学城推进到再创发展阶段，并从科学城的制度、运行机制等方多面进行调整，将筑波科学城重新定位为“科学技术中枢城市、更广域范围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和生态、生活、模范城市”。日本政府此后开始积极引导筑波科学城与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与机构进行交流，改变以往相对封闭的操作体系。日本政府在提升筑波科学城的科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的同时也开始继续深化与完善当地城市功能，并且通过最大限度保留当地的自然风光，使筑波逐步发展成为舒适宜居科学城。
二、筑波科学城的管理
同任何一个新事物的成长过程一样，高新技术园区在其发展中也遇到各种问题，例如政策法规保障、发展领域选择、基础服务设施及人口、交通、环境等问题，都要求进行有效管理，而筑波科学城有其独特的经验。
1、采取国家统一领导、各部门分工协作的管理体系
筑波科学城建设是在首相办公室中的“科学城推进本部”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分工协作进行管理的。土地开发和公用设施建设项目由住宅和城市开发集团负责；科研和教育机构的建设由建设部负责；建造和管理道路、公园和商业服务设施则由筑波新城开发公司负责。由于规划和主管部门都是国家最具权威机构，又加上有统一协调.使科学城建设得以顺利实施。
2、采用健全的立法保障和大量优惠政策
法律法规是保障和促进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的重要条件，许多国家都很重视这一点。筑波科学城建设的法规相当健全，大体上分两类：一是专门针对高新技术园区制定的法律，二是与高新技术园区相关的国家科技经济乃至社会方面的法律法规。其中第一类法律更集中有力，这是筑波科学城建设一个突出特点。(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法>分章对“研究学园地区建设计划”、“周围开发地区整备计划”、“基于研究学园地区建设计划及周围开发地区整备计划的事业实施”等作以明确说明。而其(实施令>则就“研究学园地区的区域”及“公共利用的设施”等作了具体规定。同时，还通过立法等手段，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和措施，对房地产租赁、设备折旧、税收、信贷、外资引进等多方优惠，有力保障和促进了科学城区的发展。
3、在项目发展选择上根据本地特点优势集成
美国硅谷的巨大成功，曾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竞相仿效，开发电子信息业。筑波科学城管理者在这场模仿热中很快悟出，不顾本国和本地区条件都去研究开发电子信息产业必遭失败。只有根据本国本地优势，从一个或几个高新技术领域和项目去研究开发，并形成具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才是建设科学城的上策。根据本地优势及国内外环境条件，筑波选取高能物理、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以及化工、机械、电子、气象和环境等部门进行多学科多行业的优势集成，综合地进行研究开发，成效极大。
4、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大力投资，统一规划
新建的高新技术园区多数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功能不全，生活、工作诸多不便，影响其发展。如前苏联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长期基础设施不健全，使不少科技人员相继离开。筑波科技城建设一开始也遇到同样问题。政府便加大投资，并对城区的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促进了科学城的建设和发展。
5、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注重统筹协调，持续发展
世界上较早建成的高新技术园区，多数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后来人口猛增时，都出现资源不济、交通拥挤、给排水困难和环境污染等棘手问题，日益限制其发展。筑波科学城建设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各方面的统一筹划，上述等问题处理得较好。筑波科学城区初建时，政府设法吸引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从东京迁入，城区规模发展较大、人员诵入较多时，又注意控制人口。另外，还颁布了(私人部门资源利用法>等法规，对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问题加强管理，同时高度重视城区市政、住房等社会整体发展的综合考虑，保证了科学城的持续健索发展。
三、筑波科学城与美国硅谷的对比说明
筑波科学城的再创起始于1989年5月制定的新筑波计划，而新筑波计划的产生源于日本政府和筑波科学城的管理机构对筑波科学城运行效果的反思，因为当时筑波科学城经过20余年的发展，从聚集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育机构的数量来看，成效颇为显著。但与几乎同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美国硅谷，乃至台湾新竹等科学园区相比，筑波科学城在某些方面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筑波科学城与硅谷相差悬殊的经济产出
硅谷作为市场主导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应用性研究开发和企业化生产运营，创造产出能力为主要目标。而筑波科学城以国家级研究机构为主体，主要从事基础知识和技术的创新研究，经费基本来自政府财政预算，即使从属于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机构，也因为可以获得大量的企业研究经费支持，产出激励明显不足，使得仅从GDP的产出能力看，筑波科学城与硅谷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以1998年为例，当年硅谷的GDP是2340亿美元，而筑波科学城只有50亿美元，两者相差40倍以上。
2、硅谷的自组织程度远高于筑波科学城
硅谷是典型的自组织运行系统，系统内的各主要构成主体，高校和研究机构、企业、科研人员、中介服务机构等能够各司其职，维持良好的系统自组织运转。斯坦福大学首创的大学——科研——产业三位一体的硅谷发展模式，构成一种浑然一体的合作网络，是确保硅谷自组织运转的奥秘所在。相反，筑波科学城因为政府主导的色彩浓厚，而且以国家级研究机构和企业所属研究机构为主的创新主体，因为享有充裕的政府财政拨款或是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市场激励几乎没有或非常微弱。此外，国家级研究机构重在理论和科研成果创新，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也因为研究成果直接为企业所用，几乎不需要通过市场完成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导致各主体之间或是没有，或是业已形成的机制还不够顺畅。总之，用科研成果的转化率等指标衡量筑波的效率也相对低下。
3、硅谷与筑波科学城的创新形式与活跃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从主体功能的角度划分，硅谷与筑波科学城是两种不同的类型，硅谷属高技术产业园区，而筑波科学城属于研究园区。这种类型的差异决定了两者之间在很多方面的差异化表现，创新形式与活跃程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硅谷，最活跃的主体是企业，大学、研究机构、风险投资机构、乃至政府等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高科技企业。正因为企业是最活跃的主体，硅谷才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产业特性，从20世纪50-60年代的半导体、大型计算机和仪器仪表等的生产和制造，先后经历了微电子企业时代，软件企业独领风骚，直至当前的网络时代，与此同时，生物技术等新兴企业正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改变硅谷产业的单线发展轨迹。
在硅谷，创新的活跃程度主要不在于产生了多少科研成果，而在于不断产生的科研成果诞生了多少新企业，又让多少企业上演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神话，这源于硅谷有完善的创业机制，风险资本充裕而且融资环境相对宽松，创新与成长的氛围浓烈。但定位于研究园区的筑波科学城，创新的主体是国有及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缺少对创业型企业的吸引力，使得筑波科学城缺乏明显的创业导向，除研究开发体制外的其他创业体制也不够健全。在筑波科学城是以科研成果的产生数量为其活跃程度的判断标准。很多研究认为筑波科学城是与世隔绝的“科学乌托邦”。
4、开放式与封闭型是硅谷与筑波科学城创新系统的本质区别
硅谷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它不是指一个固定的区域或行政单元，而是一个以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为发动机的不断扩张的创新区域，是一种开放式的创新系统。它的开放首先体现在是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与本地企业之间的开放融合；其次体现在拥有的多元文化和包容氛围上。硅谷拥有大量的海外移民，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硅谷创新的主体，例如，1980-1998年，印度人开创的公司在硅谷高新技术初创公司中的比例由3％上升到9％，中国人开创公司的比例则由9％上升到20％，甚至有人把硅谷当时10年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称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技术产业”。最后，作为硅谷创新主体的企业来源是世界性的，硅谷以其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技术、资本、企业聚集，发挥各自的创新使命。
相对的，筑波科学城从建设之初就被赋予实现“科技立国”战略，承载日本的国家科技创新重任的历史使命。这决定了它的战略定位就是相对封闭的，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者。因此筑波科学城内的构成主体简单，无论是大学、研究机构、资金来源，还是技术人员，乃至生活区内的居民，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所属，缺乏与外来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是筑波科学城给人的直观感受，与硅谷的创业家与冒险家的乐园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与硅谷存在上述差距，筑波科学城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再创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制度改革，不仅对科学研究、教育机构等实行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而且对科学城的参与主体、运行机制等也进行了调整，从最初仅作为基础研究基地的机制设计向实现基础研究、应用性开发乃至企业化生产的机制转变。
四、筑波科学城的转型发展
筑波科学城的转型一方面是因为其与硅谷等相比，某些方面的绩效表现不佳，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变化要求其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做出相应调整，适应老龄化、少子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对利用独创的、尖端的科学技术开发创造新产业提出了迫切需求，从而对筑波科学城的功能定位、创新内容等都提出新的挑战。
1、发展思路转变
基于此，1995年日本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并于1996年确定了“科学技术基本规划”，将筑波科学城定位为信息、研究、交流的核心位置。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1998年4月，按照筑波科学城建设法，对“研究学园地区建设计划”及“周边开发地区整备计划”进行了全面修订，将21世纪的筑波科学城的功能定位为：
科学技术中枢城市：不断创造具有独创性、尖端性的研究成果，同时灵活运用科学技术、知识的聚集优势，成为繁衍新产业、增进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实现产业连接的基地，进而向科学型、国际性的都市发展。
更广域范围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通过不断充实、加强现代化的道路交通体系等基础设施，使得筑波科学城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向更高层次迈进。
生态、生活、模范城市：实现自然、田园与都市之间的和谐，维护节能环保型的街道环境，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加深居民之间的交流，达到可以实现下一代人梦想的理想生活环境。
在这三个层次的功能定位中，科学技术中枢城市是筑波科学城区别于一般城市的特质功能，是衍生其他两类功能的基础。而生态、生活、模范城市的建设目标秉持了筑波科学城的建设初衷，通过吸引人、聚集人，缓解特大城市的运转压力，开创宜居的新都市。
2、取得相应的发展成效
筑波科学城的再创阶段，是从制度变革起步的，旨在削弱国有研究机构的制度惰性，更顺畅地连通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商业化生产之间的纽带，让筑波科学城从纯粹的“科学乌托邦”中走出来，与产业、城市，乃至市民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取得一定的发展成效，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成为日本的国际学术活动、科研交流的主要据点之一
因为聚集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技术开发机构，筑波科学城每年会产生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成为新知识、新创造、新发明的诞生地。科学城内的教育、研究、开发机构也与日本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保持日益密切频繁的交流关系，在筑波科学城内召开的国际会议逐年增多，吸引的长期和短期国外研究人员与日俱增。不仅以“筑波研究支援中心”、“茨城沙龙”，“筑波大学尖端跨学科领域研究中心”等机构为主体，超过100家非正式研究交流组织频繁开展研究交流、技术交流活动。而且，从前以日本式封闭著称的筑波科学城，现在也更趋开放。
（2）成为日本科学技术振兴的发动机
筑波科学城作为日本技术信息网络的重要节点和对内对外信息交流的窗口，作为新知识、新技术的发源地，在巩固日本的科学技术基础，缩短日本与美欧等国家的技术差距，乃至在某些技术领域的赶超性发展上功不可没，在电子学、生物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新材料、信息工学、宇宙开发、环境科学、资源能源、地球科学、土木建筑、农业等领域的技术发展中都发挥了发动机的作用。特别瞄准日本传统科研体制的一些弊端，深入改革。例如，独立行政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共有23个研究中心、22个研究部门、2个研究系、7个研究实验室，职工总数达3200人，是日本最大的科研单位。通过科研所合并即法人化改革，增强了研究所对人、财、物等资源运用的灵活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施行聘任制，研究所特别重视战略和效率，通过组织、个人评价、产学官评价来评定科研成果，利用企业孵化器来促进成果转化，发明专利所得的专利费在100万日元时50％归个人，超过100万时，个人可得20％。在改革后的体制支撑下，产业综合技术研究所以追踪研究国际先导技术为使命，并以促进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为绩效考核标准，以纳米技术研究部为例，目前全日本从事纳米技术研究的人员在1000名以上。政府在纳米技术研究上的投资已达500亿日元。在筑波的纳米技术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利用纳米技术的晶体管以及依靠纳米技术的信息处理系统研究，并与半导体研究中心合作开发70～50纳米级的半导体，以实现开发DNA计算机的战略目标。
（3）成为科技成果反馈社会的典范
在筑波科学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成果不是悬挂在象牙塔内的宝物，而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向社会各界，尤其是向企业展示，给与企业某种灵感与刺激的准公共产品，在不违背知识产品专利保护的法律条件下，筑波科学城每年通过召开国际科技博览会、国有研究机构成果展示会，以及每年4月召开的科学技术周等活动，把科技成果反馈社会，成为日本国内科技成果反馈社会的典范。
（4）自然舒适、和谐现代的城市建设
筑波科学城作为日本少有的纯粹政府规划的产物，在城市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较少受到原有条件的牵绊，同时其四周被自然、田园式的风光所包围，城市建设又充分保留和利用了自然风光，使得筑波科学城作为一个小城，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悠然舒适、贴近自然。在世界诸多的科技园区中筑波科学城拥有一种独特的城市魅力。
